李晨、郭春林 |《狂人日记》为什么是鲁迅《呐喊》的第一声？（上]）

更新时间：2026-01-16 22:59 来源：牛马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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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1918年！北京绍兴(会馆狭小的补树书屋里，37岁的周树人写出了他的《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创作出多篇白话小说，集成新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呐喊》。“鲁迅”这个名字也成为中国振聋发聩的存在。 而在此之前，他经历过将近十年的沉默：从曾经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青年，变成一个埋首故纸堆和琐碎日常的小公务员。可以说，没有《狂人日记》的写作，就没有“鲁迅”的诞生。这一向死而生的过程——他为何沉默、又为何在沉默了近十年后重新出发——成为后人不断追溯、尤其近年来中外学术界热烈探讨的话题。 李晨、郭春林的文章，则进一步将问题锁定在为什么长久的沉默结束之后，呐喊的第一声是《狂人日记》？又为什么选择了具有高度主观性且“语颇错杂无伦次”的日记体形式？正是从这些极易被忽略的问题出发，经由细致入微的考察和梳理，文章让我们看到作为思想者、写作者和行动者的鲁迅，表现出的远超同时代新兴知识分子的思想-知识视野和情感-精神结构。 其中最令人震动的，莫过于鲁迅对于晚清以来日益强化的“官-绅-民”社会压迫结构的认识，以及这一结构性的问题并没有因为“革命”的发生而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如徐锡麟、秋瑾这样的革命者，为了中国的生而赴死、而牺牲，却并不为被压在最底层的民众所感知和理解；《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与革命者可以结成“我们”，但广大的乡村世界和不计其数的受压迫者却还是“他们”；“他们”深陷于压迫结构、无知觉于自身的位置和使命，因此不能与革命者一道铸成“我们”，这才是启蒙终归于失败，革命烈士的鲜血白流的真正困境。 而鲁迅之为“鲁迅”，正在于他并没有将启蒙的困境笼统指向民众的麻木，并没有单一地将民众视为有待启蒙的对象，而是要打破隔绝，熔铸人心，在“我们”和“他们”主体自新的基础上，让无数的“他们”“你们”都成为“我们”，让受压迫者成为具有政治能动性的“人民”，只有这样，吃人的社会结构才有松动的可能，启蒙-革命的成功方才可期，牺牲者的赴死方才死得其所。 一个多世纪以前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未必不存在于现实当中。在庞大的压迫性社会结构的笼罩下，多少人体验过无能为力后的幻灭、沉默和挣扎。也许，本文可以视为“后革命时代”的学者与经历了“革命前夜”“革命方兴未艾”“革命失败”以及“重新出发”的先驱者之间的对话，为今天在暗夜行路中的我们，点燃一盏灯火。 更多有关鲁迅的讨论，欢迎大家关注明晚（17号）七点半的诚食讲座，本文作者之一的郭春林老师将为我们讲述一个“不一样”的鲁迅。 作者｜李晨：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郭春林：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荣休教授，近年来主要从事鲁迅的教学与研究。 责编｜丹增玉萝、非文 后台排版｜童话 一 引言：为什么是《狂人日记》？ ——从故事发生的空间说起 无论是从1918年3月，还是从更早查起，鲁迅都没有在日记中透露有关《狂人日记》的任何信息，但正是随着《狂人日记》构思的展开和写作的启动，他打开了新文学运动在白话诗之外的另一扇大门。对鲁迅来讲，1918年全年可称为“新文学”的写作并不多[1]，不多的原因，或忙于事务，或在酝酿、调整，或寻找称手的方法，甚至仅仅是观望，然而毕竟已结束沉默，开始落于笔端，踏入新文化阵营当中。对这一至关重要的转变，在鲁迅研究和相关的文学史研究领域，颇受关注的问题是“沉默”与“呐喊”的转换——鲁迅为什么“沉默”了七年后，又重新提笔，“呐喊”背后，文学写作的思想动力要如何探究。 在这个问题的统摄之下，“为什么”呐喊成为聚焦点，而呐喊之声的发出——《狂人日记》问世，只是鲁迅给我们的既成事实，于是，鲜少有人对这一客观“结果”追问，为什么长久的沉默结束之后，呐喊的第一声是《狂人日记》，又为什么选择了具有高度主观性且“语颇错杂无伦次”的日记体形式，是否这一个“鲁迅”一旦发声，写出的必然就是《狂人日记》？[2]相对于呐喊未成时的思想逻辑，《狂人日记》作为呐喊的既成初声真的是一个毋须追究的问题吗？就此，从思想逻辑和思维方法上还需要更谨慎地对待。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只追述了《呐喊》的由来，并未言及为何起手第一篇是《狂人日记》，而不是别的。相关研究的不充分固然与文献材料的匮乏不无干系，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一些“陈/成见”的作用，即我们已有的对于鲁迅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面对《狂人日记》时的态度——将它当成一个固定结果来接受。 在《鲁迅与日本人》一书的序言中，伊藤虎丸说：“鲁迅为什么到了这个年龄才做起小说来呢？为什么又能做出小说来呢？此后，鲁迅又接二连三地一直写小说和战斗性评论，其背后的秘密，可看做就隐藏在他37岁时写出的这篇处女作当中。”[3] 伊藤虎丸也没有回答为什么是《狂人日记》这个问题，但他指出了一个颇有启发性的思考路径：《狂人日记》中隐含着鲁迅之为“鲁迅”的秘密，与他此后的文学和思想展开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关联。如果我们将“鲁迅”看作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那么对《狂人日记》的解读则不能直接使用让鲁迅成为“鲁迅”的那些结论作为入口，而是要回到历史的进行时态，将写作时空与故事发生的时空同时纳入视野，从而发现被“陈/成见”遮蔽的内容，激活并扩充《狂人日记》自身的问题性。 一般地说，《狂人日记》是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发轫之作，有研究者也将其视为乡土小说的开山之作[4]。以“风俗画描写”和“地方色彩”等乡土小说特性，或周作人所谓“土气息泥滋味”[5]去理解《狂人日记》，并将其归入启蒙主义的乡土小说，显然不能充分揭示文本的复杂性，或者说鲁迅的“乡土”与乡土小说意义上的“乡土”在社会思想视野和知识结构上均不能简单等同。 《阿Q正传》木刻画中的未庄 如何理解《狂人日记》的乡土性需要从文本空间的设定入手。小说中的故事地点究竟是乡村还是城市，抑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小城镇？要确证性地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我们只能循着鲁迅笔端的蛛丝马迹去进行合理的推论。 其一，小序说狂人的日记中出现的人“皆村人”，“村人”虽不必实指化，但显见地包涵着与乡村的联系。其二，“狼子村的佃户”找大哥“来告荒”，大哥和狂人身处乡村还是城市，并不明确，但狂人的臆想中有“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这种带有距离感的表述提示了狂人不是城里人，而他所见“街上的那个女人”，“街上”又表明日常生活空间不是村庄。那么故事地点很可能落在介于城和乡之间的城镇。 但我们不能用今天的“城镇”概念和经验去理解晚清民初的城镇。《风波》中就明确说，“七斤虽然住在农村……早晨从鲁镇进城，傍晚又回到鲁镇”[6]。可见，在鲁迅的认识中，鲁镇就是农村，但它又并非《狂人日记》的狼子村和《社戏》中的平桥村一样的农村，而更像阿Q的未庄。从其时中国社会的空间结构来看，鲁镇这一类的城镇是介于狼子村（典型的村庄）与绍兴城（典型的城市）之间的一个地理空间，较之与城市或多或少的关联，它与乡村的关系更为实际也更为密切[7]。因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断，《狂人日记》的文本空间是具有模糊的乡村性、可归入乡村世界的城镇或村镇。 当年，经过钱玄同不遗余力的劝说，鲁迅深思熟虑，做出了重新开始写作的艰难抉择，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写什么和怎么写。他后来曾经提及这个取舍过程：“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8]《狂人日记》发表近二十年后，鲁迅讲出了那个广为人知的主旨，“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9]，又说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作品”[10]。 钱玄同像 本文想提出的问题是，再次提笔之初，鲁迅为什么要在《狂人日记》中把所谓的启蒙主旨安置于乡村化的城镇空间，并采用了一种此后他再没使用过的叙事形式？难道仅为“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换言之，“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并非一定要使用狂人的日记这种文本形式，也并非一定要以乡村为对象，晚清的乡村、城市，都尽有家族制和礼教的存在，且鲁迅亲身感受到的家族制和礼教的压迫都发生在他视为城市的故乡绍兴。那么《狂人日记》文本空间的设定是否包含某种不易觉察的企图？ 若沿着这个线索向更早的时间追溯，鲁迅1913年曾发表过文言小说《怀旧》，故事的发生地被称为芜市、何墟，结合具体文本内容来看，这两个含有讽刺性的虚构地名理当是城市，但其切实的城市属性又仿佛是模糊的，文中的场景在追忆性的童年视角下更富于乡村意味。这里的“乡村性”是我们阅读中的“文学感受”，还是认知性的“历史印象”，抑或是其时的现实？鲁迅有意而为的模糊感同样造成了论证的困难。 然而，从1913年的《怀旧》到1918年的《狂人日记》，姑且不论主题是否存在延续性，思考是否有推进，或延续和推进之处在哪里等问题，我们首先可以发现故事地点的某种倾向在变化——从模糊的城市性转向了模糊的乡村性。同时，《狂人日记》在象征性的四千年封建礼教“吃人”之外，还以革命者徐锡麟的被害指涉了眼前现实性的吃人，有意味的是，鲁迅将徐锡麟被害的地点从安庆府转换为狼子村，即从城市移到了乡村。被改写的还有加害者，不是清廷鹰爪，而是狼子村村民，即后来被指认为国民性批判对象的农民。 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小说，不必遵守史实，只要能够表达题旨，虚构是允许的。但即便照实写，对小说意义的实现也几无影响。我们很难将这些细节的设定看作鲁迅的随意之举，如果并非随意，那么地点改换意味着什么？应该如何理解这些不易察觉的城乡位置的移动，进而剖析其与《狂人日记》所开启的后续写作之间的深层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回到更早的《怀旧》，拉出一条更具历史现场感和社会结构性的脉络，将有助于重新解读《狂人日记》。 鲁迅写作《狂人日记》的北京绍兴会馆 二 “过去时”与“现在时”： 《怀旧》的社会结构图景及其文本展开 季剑青由《怀旧》的反讽叙事手法，敏锐地捕捉到其对“历史整体性的揭示和批判”，且注意到了文本的故事时间，他指出“小说中提到的事件应当发生在20世纪初年，因此不可能是辛亥革命”。这一论断修正了当年周作人的模糊叙述：《怀旧》是“以东邻的富翁为‘模特儿’，写革命的前夜的事，情质不明的革命军将要进城……”。[11]但季文接着说，“20世纪初年绍兴地区并没有发生什么动乱”，因而故事时间不过是似实却虚的小说笔法，“鲁迅或许正是借此突出‘历史’的某种整体性和抽象性”。[12]此处，鲁迅对历史的独特呈现方式确是一个颇有启发性的创见，但“20世纪初年绍兴地区并没有发生什么动乱”则与史实有出入。 1912年的鲁迅 就在鲁迅从日本回国前夕，1909年初夏，“浙江连遭淫雨，杭州、嘉兴、湖州、绍兴、严州５府田地被淹，秧苗多霉烂，有的田中积水竟深逾一丈。之后又连续几十天滴雨未降，加上夜夜南风，田地更快干裂，补种苗秧很快枯萎，接着又发生了严重虫灾。”[13]于是，多地出现抢米风潮。此类事件在近年的社会史研究中多用旧称“民变”指代，以此替换革命史研究范式中阶级对抗的表述[14]。 据相关研究的不完全统计，1901-1911年间，浙江共有民变226起，绍兴府37起，居湖州府、杭州府之后，其中1907、1910和1911年是民变最多的三年，其原因主要集中在抗捐税、抢米和冲击晚清新政三方面[15]。 清末灾后百姓流离失所 而1910-1911年间，鲁迅正在杭州和绍兴教书。对晚清民初频繁爆发的民变，鲁迅显然有所了解。早在1903年，为《浙江潮》写作的《中国地质略论》结尾处即有：“夫中国虽以弱著，吾侪固犹是中国之主人，结合大群起而兴业，群儿虽狡，孰敢沮者，则要索之机绝。乡人相见，可以理喻，非若异族，横目为仇，则民变之祸弭。”[16]这段话虽针对列强和满清统治者，将民变的主要原因归于异族统治，但民变作为日益显著的社会问题已进入鲁迅的视野。 通观晚清民变，实非浙江一省或绍兴一府为多，而是颇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就全国的情况来看，“底层社会蕴积的矛盾和愤激力量的喷发更多集中在1906-1907年、1909-1911年两个时段，其中又以1910年为最高点。”“从比例上看，捐税负担约占1/3，米的问题约占1/4，和其他原因相比，这两项构成了最主要的原因，而这两项事实上又与士绅所扮演的角色密不可分。”有研究总结，这是“‘内忧外患’时代性危机的具象化，它从普遍性意义上揭示着社会利益的分化程度及其社会矛盾的历史走向。”故被归纳为“官绅-民”“绅民-官”“官民-绅”三种结构的民变，自新世纪“一开始就呈现出‘结构性’社会矛盾特有的复杂性和多向性。”[17] 故而，对周作人所谓“革命的前夜”，可以有更确切的理解。历史学家周锡瑞认为：“‘革命的前夜’的不满情绪是辛亥革命的一个关键前提——经济衰退、长江流域的水灾、因财政危机而无饷的士兵、由于朝廷‘皇族内阁’的任命和铁路国有化造成的精英阶层的疏远——所有这些加在一起，给清廷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加以致命的一击。”[18]虽然周锡瑞并未直接提及民变，但将清末民变视为辛亥革命的序曲亦是“结构性”社会矛盾的题中之义。所以，《怀旧》中引起恐慌的“长毛且至”绝非虚构，文本中的新老“长毛”，及“山贼”“赤巾党”，在在都指向反抗苛政的农民及其行动。 鲁迅对乡村和农民的发现，一方面可追溯到留学期间所接受的在日知识界、特别是革命派言论的影响，其中较为显著的除《民报》外，还包括刘师培主办的《天义报》，及河南学子所编的《河南》。刘师培的《悲佃篇》发表于1907年的《民报》，《天义报》则倡议成立“农民疾苦调查会”等[19]。另一方面，晚清民初以来日益增多的民变，既昭示着社会矛盾的激化，也暴露了普遍存在的乡村危机。 相关研究指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浙江民变主要是村落共同体的集体行为。城镇成为民变指向对象，显现了发展中的城镇和被剥夺的乡村间的矛盾，县衙成为村落乡民经常冲击的对象，也说明官府和乡民之间的矛盾和地方政府权威的下降。”[20]虽然乡村危机早已潜伏在清中叶以来的社会里[21]，但晚清民初尤甚也是不争的事实。从《怀旧》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这一现实的敏感回应和结构性的把握方式。 《怀旧》的人物设置精确地瞄准了当时的社会结构。金耀宗，其父为太平军“治疱侑食，因获殊宠，得多金”而发家，此人“拥巨资”，却“敝衣破履，日日食菜”，可见其悭吝；且与通常头脑灵光的富人大相径庭，金耀宗异常蠢笨，“聪慧不如王翁，每听故事，多不解，唯唯而已”；更兼放纵无度，“以二十一岁无子，急蓄妾三人”，又荒唐地打着“纯孝”的幌子。金耀宗虽是身在芜市的财主，却与何墟的官员三大人交好，而三大人的“发财”同样也是托太平军的福，靠“打宝”得来。[22] 西席秃先生算是文化精英，虽然他只是一个家庭教师，尚未在科场中博得更高的功名，但既能入室授业，又被金耀宗们尊崇，显然并非孔乙己这样的穷酸老童生[23]，只一句“仰三大人也，甚于圣”，其对孔门学说的虚伪趋附和对权势的谄媚丑态便跃然纸上。这几个人物构成商-官-绅上流阶层，居统治地位。 而“家之阍人王翁”、李媪，和“环而立”听王翁讲故事的人，以及看门人赵五叔、“司爨之吴妪”组成“民”的一部分，新旧长毛则组成“民”的另一部分，且新长毛乃是“难民”（正与自然灾害引发民变契合）。除了叙述者“我”，他们构成了小说几乎全部的人物，从鲁迅对人物关系和故事的编排、组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由官-绅-民搭建的社会结构。 有研究者借本雅明的故事理论指出，在秃先生和王翁之间，“已埋下了鲁迅此后小说与文章中不断隐现的一个对立结构的伏笔，即士大夫的‘谋略’与民间的‘智慧’之间的对立与差异，作为故事能手的王翁，显然不在鲁迅此后针对前者所进行的持续的文化批判的序列之内”。[24] 关于“对立结构”我们可以做进一步扩充，它不仅是士大夫与民间的对立，更是乡土中国社会在晚清民初的整体性结构的缩影，绅-民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从1908年《河南》杂志宣扬的《绅士为平民之公敌》到大革命时期‘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政治动员，就不仅仅是流布于舆论层面的时风，而是蕴含着社会结构、权力结构变动的复杂多样性的制度变迁的时代内容。”[25] 发表《绅士为平民之公敌》的同期《河南》杂志上，虽无鲁迅的文字，却有周作人署名为独应的一篇论文，此前的第一至第三期，分别发表了鲁迅的《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分两期刊完）。其时兄弟二人正在东京做着文学梦，但不能因此否认鲁迅对当时中国在日思想界的关注，尤其是经由《浙江潮》《河南》《天义报》等杂志中的“时事”“时论”栏目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了解。 鲁迅手书日译俄国小说合订本目次 与1903—1908《河南》等杂志选文目次 所谓社会现实，正是周作人在上述论文中旁征博引、再三申论的“人生”之实。周作人文章中对“精神”的强调亦可见《摩罗诗力说》的影子，而鲁迅后来对孔子及儒教的批判，同样可以在周文中看到：“孔子……删诗定礼，夭阏国民思想之春华，阴以为帝王之右助，推其后祸，犹秦火也。夫孔子为中国文章之匠宗，而束缚人心至于如此，则后知零落，又何待夫言说欤？”[26]新文化运动中激烈的反孔教之声已经呼之欲出。 孔教与士绅，原是前现代中国制度的一体两面，耐人寻味的是，周氏兄弟分道扬镳后，周作人成了绅士，虽不尽是孔教式的士绅，而鲁迅不仅对士绅素无好感，还站在对立面，常常将投枪狠狠地掷向这一阶层。 晚清启蒙-革命并存的反孔教看上去是一个文化的反思，但其根源却来自对现实的审视和深省。这个现实就是，由1840年鸦片战争而来的太平天国运动，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的士绅阶层，自强运动及标志着它彻底失败的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后的庚子事变，清帝国统治者为延续统治不得不实行的新政等等；待到徒有其表、名不副实的新政因国库空虚、财政不力和执政腐败而左支右绌，甚至生产出一个一直延续至民国的官-绅（包括士和商）强权势力，并在历史展开的过程中形成对民众的绝对压迫力量，社会由此形成结构性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27] 晚清民国江南地区士绅群体 这固然是因为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的缘故，或用日本学者的话说：“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对外关系由朝贡体制转换为条约体制，而且面临着被瓜分的威胁。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从王朝体制向共和体制转换的时期。”[28]但这样的叙述并没有触及根本的内在社会结构问题，在严重的主权危机之外，更关键的是，国内的现实状况已糟糕到超乎想象——这正是晚清启蒙-革命的合法性所在。 梁启超创造了理论和知识的“国民”，真正的国民即绝大多数普通百姓，不得不在上述压迫性结构中艰难地讨生活。国民的思想觉悟需要现实的尖锐刺激为土壤，需要启蒙-革命的感召和询唤，但这绝不意味着在思想觉悟的塑造完成之前不存在反抗。反抗早已开始，反抗从未绝迹。正是在清末此起彼伏的民变式反抗的推动下，创造一种启蒙者-革命者与民众的新型关系，同时创造一种新型社会结构——这样的思想诉求已呼之欲出。在这个意义上，《怀旧》不仅包含着对既有结构的书写，更包含着对新的结构的想象。 颇耐寻味的是，鲁迅将他对现实社会结构的把握放置在一个儿童视角所观察到的世界中去呈现。“童心”“童趣”“童言”是理解《怀旧》的一个关节点。小说中既有阍人，又有保姆，还有家庭教师，这些人员配置均属士绅阶层所有，但已经成年的叙述者显然更认同“时予已九龄”的童心所向，而与士绅阶层的社会文化土壤戏谑地保持着距离。 喜欢听故事的“我”，“尝扳王翁膝，令道山家故事”，秃先生不仅立即禁止，还要在第二天施行体罚。童心大炽的“我”渴望哪怕仅有“半日休息”，于是幻想，自己“能得小恙”，“否则秃先生病耳。死尤善。弗病弗死，吾明日又上学读《论语》矣。”当秃先生听到长毛且至的消息而仓皇返家，连“归必持”的科举范文《八铭塾钞》都没有拿，“我”终于可以不受干扰、斥责地听故事了。然而就在“我”津津有味地听着长毛故事时，秃先生却回来了，此时此刻，心痒难耐的“我”居然作如是想：“思倘长毛来，能以秃先生头掷李媪怀中者，余可日日灌蚁穴，弗读《论语》矣。” 小说一而再地提及《论语》，并非仅指孔门弟子的这一部著作，而是指向四书五经等作为科举体制存在的儒教知识符号。在童心和童趣的视角中，与符号化的《论语》形成鲜明对立的，一是儿童对自然世界的热爱和浓厚的游戏兴致，一是幻想中可以代“我”恶作剧的“长毛且至”。在儿童的眼中，秃先生既无真知也不负责，更兼虚伪、投机，面目可憎，鲁迅难忍厌恶之情，对其辛辣嘲讽。[29]也就是说，在文本中直观的文学性儿童视角之下，巧妙地结合了对儒教的批判/否定及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复杂态度，并辐射出鲁迅对结构性社会矛盾的敏锐捕捉。 叙述者“我”就在结构的皱褶中诞生。“我”实际上是成年与童年双重身份的叠合，或者说是一个成年之“我”在借童年之“我”追述往事，往事的绝大多数在儿童视角中呈现，但儿童视角是记忆中的视角，是糅合了成长经验、知识和情感的叙事主体在写作过程中构建出来的，并非只是那个实存于过去时间中的儿童。“我”对秃先生和金耀宗的嘲讽、鄙视，虽然出于童心，但只要这一分童心不被扼杀，在那个时代，接受新学将是逻辑的必然。[30]因此，出身于士绅家庭，接受了新式教育后的叙述者对童心、童趣和童真的认同，看起来是儿童视角，实则恰恰来自成人。从这一角度说，“我”也是后来的启蒙者-革命者；《狂人日记》末尾“救救孩子”的“呐喊”，也是对喜欢听王翁讲故事、憎恨秃先生式腐儒的童真之心并不遥远的呼应。 通观全篇，《怀旧》包含有三重结构，其一是已经成年的“我”在追忆/构建，其二是“我”所追忆的童年往事（包括“长毛且至”的民变事件），其三则是童年追忆里故事中的故事，即王翁所讲述的长毛历史（太平天国运动）。这一环环相扣的嵌套式文本结构，就叙事效果而言是将历史与现实连成一体，而更深层的意图则是要表达——历史是现实的过去时，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展开。小说所铺展的是一个转型期社会的面貌，更是一个社会的结构性图景。 只有在结构中才能真正有效地瞄准启蒙与革命的合法性/合理性——在官-绅-民的压迫性社会结构中再现革命的合法性，在孔教的文化专制结构中突显启蒙的合理性。因此，文本中的“我”绝对不能被视为一个仅具功能意义的叙述者，“我”是作为撬动既有社会结构的、具备动能积蓄的关键人物而存在的。 此处所体现的恰恰是文学与历史的区别：历史研究叙述已经发生的事，而文学则再现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怀旧》的叙述者基于童心和童趣而选择站在王翁和新旧长毛这一边，这个站位有多重取向，既指向“我”，也指向王翁们，还鲜明地指向秃先生们，而思想实践意义上的写作本身也生成了文本的另一个指向，指示着对新的结构关系的孕育和探寻。 正如王瑶所说，《怀旧》不仅让我们“对童子的性格与心情有了细致的了解，而且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辛亥革命发生时的时代特征与社会特征，也使秃先生的形象更加生动和真实。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使作者所选取的上层和下层的生活画面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写出社会生活的全貌”。以短篇小说再现“社会生活的全貌”，除了典型化等艺术手法之外，必须有对社会的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双重把握能力，这正是鲁迅之所长，也是他在此后的写作、思考中一以贯之的方法。惟其如此，才可能从《怀旧》中看出，“鲁迅从辛亥年冬天开始就已经在严肃地思考着中国革命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了”。[31] 如果说《怀旧》是鲁迅对民变冲击下城市危机的再现，那么，文本中隐伏着的官-绅-民社会结构及其兼具历史与现实性的嵌套式展开，又很大程度地起到了模糊确切时空表达的效果，以结构性的方式指向了某种整体性，让一时一地的城市感变得不稳定。也就是说，在“历史整体性”之外，《怀旧》还包含着一个现实的整体性，两者共同构成了革命和启蒙面临的总体状况。在这个意义上，《怀旧》绝非单为感怀旧事而作，追忆童年旧事的外衣之下所包裹着的是——对过去时的社会历史结构的深刻把握，对进行时的启蒙-革命现实的能动思考。 《怀旧》既指向过去时，更指向现在时；既指向官-绅盘踞的芜市、何墟，也指向涌动着民变力量的广阔乡土，乃至整个乡土中国。因此，《狂人日记》对《怀旧》的延续，体现于鲁迅在创作后者的1911年就已清醒地经由结构性图景认识到乡村世界之于现代中国的重要性，并且这一认识绝非基于局部的判断，而是整体性的把握。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鲁迅跟随现实状况的变动将这些社会历史认知持续地一步步落实在文本之内。

编辑：魏超